台灣的生育率已成為全球最低，去年出生登記人口只有十九萬人，
平均育齡婦女一生只生一個小孩。這個世界第一，
吸引了《華爾街日報》記者來台灣專題報導。為什麼？
這個問題的答案像是滾毛線球一般，這裡一叢那裡一頭，
糾結拉扯出台灣社會有關性別與婚姻的種種問題。
現象一 頂客族愈來愈多
對不同的人群來說，實有著不同的原因。首先，已婚族群不生的頂客族比例愈來愈高。
有人說他們自私，有人說他們想得開。生兒育女的意義在現代社會已然改變，
養兒防老的工具功能幾乎不復存在，傳宗接代的規範壓力已然消解，
召喚生產報國的愛國論述，也完全失去動員力量。生養小孩的意義，
可以說純粹剩下核心家庭為了實踐生命價值與尋求情感連結的目的。
相對於當父母的成就感，天平另一端是經濟成本的考量。
台灣的薪資偏低、都會區房價偏高，造成家庭可支配所得偏低。
許多人不生小孩是考量「養不起」，成本計算對不同階層的群體又有不同。
中產階級怕小孩輸在起跑點上，雙語幼稚園與安親班的費用比念大學還貴，
勞工階級則要努力排隊才能進入公立的托兒所，盤算著請保母還是辭職比較划算。
在台灣，公立托育措施明顯不足，生育補助與兒童津貼更是寥寥無幾。
行政院去年通過，請育嬰假的母親或父親前半年可以領到國家六成薪的津貼。
但成效如何？工業總會調查發現，政策實施以來，條件適用者中只有三％的人申請，
而且多是老師與公務員。原因很簡單，私部門受僱者擔心飯碗不保，
不敢請；加上政府補助是根據勞保投保薪資，台灣企業多有低薪投保的陋習，
所以，請育嬰假領到的六成薪其實遠低於實際薪水的六成，請不起。
台灣的職場文化是促成生育率降低的主要因素之一，不僅平均工時長，
更強調工作優先，生活與家庭都可犧牲的規範價值（還記得那個狗洗到
一半也要去工作的房屋仲介廣告？）。這樣的職場文化以男性養家者為員工的主要想像，
假定小孩有母親在照顧，讓許多身陷其中的職業婦女「不敢生」，
甚或，在工作的壓力下，「生不出來」。
現象二 愈來愈多人不婚
台灣的單身女性比例，三十歲到四十歲女性中，有三成以上的人口為未婚，
三十五歲到四十歲女性中也有四分之一未婚，此比例高達世界第二，僅次於法國。
台灣女人不結婚，因為許多事情已經變了。女性受高等教育比例已超過男性，
伴隨而來的是女性勞動參與率提高，女人能維持經濟獨立。
台灣女人對婚姻的想法與期待也在改變。她們期待建立在溝通、
分享與平等的親密關係，她們期待配偶分攤家務與育兒，
沒有理想的伴侶關係，她們寧願不結婚。
然而，台灣女人不結婚，也正因為許多事情還沒有太大的改變。
相關調查發現，多數台灣女性不是「選擇」或「決定」不結婚，
而是沒有合適對象，結不成婚。「上嫁下娶」、「男高女低」
的傳統婚配文化，影響男人，也影響女人自己的擇偶標準，
結果擠壓到高學歷、高成就、高年齡的女性的婚配機會。
還有，女性進入婚姻的社會責任，意即作為好妻子、好母親、好媳婦的規範壓力仍不減。
我有回路過房屋仲介，看見櫃台上的小套房廣告，
標題為「敗犬首選」，我大笑，很難想像有個三、四十歲的熟女，
走進仲介，自信而優雅地說，「嗨，我是敗犬，我要看那間房。」
現象三 結婚壓力冠世界
對於台灣單身女性來說，結婚的社會壓力仍然不減，這是另一個台灣的世界第一。
中研院社會變遷調查中，有這樣一個題目：「你是否認為不好的婚姻比沒有結婚好？」
已婚的受訪者中，有超過半數回答「是」，令人驚訝的是，
未婚者也有近半數者如此回答，而且，不分男女都是如此，
女性的比例甚至還稍高一點。我的同事蘇國賢跨國比對同一調查後發現，
台灣民眾認為不好的婚姻比沒有結婚好的人，其比例為全球最高，遠遠高過第二的菲律賓二七％。
生育其實未必要跟婚姻綁在一起，不婚者可能是偶然單身，但可以選擇當媽媽。
在現有的法律與制度框架中，單身女性與同性伴侶仍然被排拒在親職的大門之外。
「人工生殖法」規定人工受孕等醫療技術僅適用於有婚姻關係的不孕者，
剝奪了單身女性及同志當媽媽的權利。這是為什麼，
求子心切的單身藝人藍心湄、白冰冰，要千里迢迢到國外借精生子。
然而，旅遊與醫療費用的昂貴，讓經濟能力不足的單身女性與同志更形弱勢，連生都生不起。
領養途徑也有婚姻門檻。兒少福利機構多限定收養人必須是夫妻，
即便是透過私人關係安排收養親友的小孩，也要透過法院裁定。
面對低生育率的人口挑戰，以及背後如毛線球纏繞的種種相關問題，
政府能做什麼、該做什麼？要讓想生的人養得起、能夠勇敢地生，
提供價格與品質都讓人滿意放心的公共托育、創造制度誘因讓職場
發展出對家庭更友善的文化，以及促成性別更平等的家庭與社會，
才是治本之道。同時，也應讓想生的人都能夠享有充分的生育與養育的權利，
不論是在婚姻內或婚姻外。
（作者為台大社會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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