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年代某間醫院的病房，一位久病的女士在深夜停止了呼吸心跳，
十五歲的女兒伏在病榻旁痛哭。護士進入病房，看了小女孩一眼，
冷冷地說：「現在是半夜，你哭那麼大聲會吵到別人。」
怔住的小女孩，只能眼睜睜地看著護士粗魯地拔掉母親身上的插管，
草草抹去鼻孔溢出的鮮血。醫護人員重重地將母親的大體摔在冰冷的不鏽鋼推車上，
頓時，小女孩的心也碎了，卻沒有人能回答她內心深處的疑惑：
醫護人員怎麼會如此冷血？這個問題，一直伴隨小女孩長大，
並促使她選擇台大護理系就讀。她是第十四屆醫療奉獻「特殊貢獻獎」得主、
公稱為「台灣安寧醫療之母」的趙可式教授。
進入醫院服務後，趙可式經歷了一場場震撼教育。
她曾看到病患臨終前挨了一千多枝強心針，急救讓他內臟破裂吐血，
最後痛苦地嚥下最後一口氣；肝癌末期的老人在眾目睽睽下以水果刀猛刺自己的腹部；
鼻咽癌病患逃離病房，上吊自盡……無數的疑惑盈滿趙可式的心中，
這就是醫療的目的嗎？當生命走到最後，人的尊嚴在哪�堙H家屬的哀傷又有誰能撫平？
趙可式於是查閱相關書籍，初次接觸到「安寧緩和醫療（hospice）」。
四十歲那年，她決定前往美國進修，取得安寧緩和醫療博士學位後，又多次到英國繼續學習。
在英國的安寧院中，第一次，趙可式發現死亡也可以很美。
某次，她跟著院內護士幫一位高齡八十、乳癌末期的老太太洗澡，
擦乾身體後只見護士拿出香水、指甲油讓老太太挑選，裝扮完畢，
老太太既高興又滿意。接著老太太說想睡個午覺，就在夢中去世了，
沒有半點遺憾，沒有半點驚恐。
回到台灣後，趙可式與康泰基金會、安寧照顧基金會的醫師、
護士、志工，一起投入推廣工作，並陸續在數家醫院成立安寧病房，
雖有博士頭銜，她仍回到第一線服務，致力找出「讓病患身體痛苦減至最低」
的治療方式，讓病患內心得以保持平安與尊嚴。
在安寧病房中，甚至有患者在過世的前一天，仍可以跳舞、打麻將。
在這樣的過程中，受益的不僅是病患，更是家屬。
許多家屬為了照顧病患心力交瘁，患者臨終前接受的醫療方式之殘酷，
更成為許多家屬難忘的夢魘、終生的遺憾。而安寧醫療能讓家屬
得到專業團隊的協助與支持，有時間與至愛的親人「道謝、道愛、道歉、道別」，讓生死兩無憾。
趙可式說，很多人誤以為「安寧醫療」就是「讓病患等死」，
甚至連不少專業醫護人員也不例外。所以，數十年來，
趙可式進行了數百場演講，曾有醫師對她說：「聽了你的演講後，
從此我替病患插管時更加謹慎，會先考慮我這麼做，究竟是增加病患的福祉還是痛苦？」
在安寧病房，天天都上演著動人的生命故事。一個名叫「小伶」的少女，
在花樣年華的十九歲住進安寧病房，不但主動要求捐贈眼角膜
（疾病讓其他器官無法捐贈），更要求捐出大體。小伶過世後，
趙可式收到她母親的來信，信中附上小伶生前、死後的照片，
母親表示這是小伶的遺願，因為她知道趙老師時常四處演講，
如果帶著她的照片、分享她的故事，或許能鼓舞許多人，
這麼一來，雖然她不在了，卻仍能延續對社會的回饋。
「小伶是我的老師，每個病患都是我的老師，」趙可式說，
「這是個又哭又笑的工作，所以我一定隨身攜帶手帕。」
為了培養更多專業人才，趙可式也進入成功大學任教，
「安寧醫療只有一顆『好心』絕對不夠，更需要專業」。
所以，儘管在病患眼中，她是最溫柔的醫護人員，但對學生來說，
她卻是最嚴格的老師。在課堂上，趙可式時常自己扮演「遺體」讓學生實習，
學生們總是笑稱：「哪有遺體會跳起來罵人的？」但所有上過「
趙老師」課程的學生，從此都對醫療、對生命產生了截然不同的看法。
一輩子看過太多死亡，二○○六年，乳癌也找上了趙可式。
她心中沒有恐懼，只覺得「還有很多事沒做」，暫別學校休養那年，
她在病榻上寫了兩本安寧醫療的書籍，現在的她仍持續接受治療，
並重回工作崗位。「哪一天天主叫我回去，我一定開心地說『阿門』，」
趙可式豁達地說，「但到了那天，我也不會忘記提醒投身安寧照護的夥伴：
『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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